1964年高考结束后，我的心境还相对平静。一是，高考、入伍平行进行，我已体检过关，即使考不上，入伍是保险的；二是，高考结束后，我与文科考生对对答案，自觉还考得可以，但也不敢张扬。
大约是8月上旬的一天，我在村里碰见一位小学的女同学，她告诉我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了。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以为是说别人的事。她在公社派驻的电话室工作，为了确认一下，我又去电话室，要通了忻县中学传达室的电话，工友老郜也确定，我是被人大录取的，我一时如范进中举，懵了。反应过来后，从电话室回家，几百米的路，我好像是飞回去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学校，文科的考生仅我一人收到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时间，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意。
高兴之余，是母亲深深的发愁。首先是学费。通知书虽没讲带多少钱，但这是去北京，是去那儿独立生活，少了肯定是不行的。大哥大嫂在晋南工作，当时还没来得及写信告知，但二哥、三哥、四哥紧急动员，也才凑了不到20元钱。一个月花多少，一年花多少，大家心里都没底，能不能坚持下去，心里无数。母亲能做的，就是如唐朝诗人孟效的母亲那样，“临行密密缝”。从被褥到衣服，里里外外没一件是新的。一经拆洗，里外都开了洞。母亲仔细地用碎布补了起来，浆洗了一下，这就算家里最好的行李了。母亲怕北京冷，把旧棉絮用手撕匀，棉衣裤都塞得挺厚，像一副厚厚的盔甲。母亲一向说，好秀才不在烂衫上，但看着自己精心而做的行李，也不禁黯然叹气了。
对我来说，求学，是一件勤俭的“考试”。为了省钱，我从分分角角算起。先从家乡的北义井小站上车到太原，再从太原到北京，本来当天就有一趟加快，因为要多花一元五角，就在太原车站附近转了差不多一天。渴了，喝车站的开水；饿了，就啃高粱面饼；困了，就睡候车室的长凳或地面。到了北京永定门，学校那天没接送车，恰好北京钢铁学院三位同学有车接，他们照顾我，专门绕路送我去人大。高年级的同学在校门口接，见面后拖了行李就送到宿舍，让人感动不已。
学校像花园，学校商店的货也很全。一元钱买100个白纸信封，估计可用一两年；一角钱一个的印字信封，只舍得买10个，那是要充门面的。牙膏舍不得买，就买二分钱一袋的牙粉，牙刷则是一角钱一支的。第一个星期天，大家都坐车去天安门广场，凡三站路的，就买票（五分钱），两站、一站的，就步行。第二个星期天，4位高中同班同学来看我，中午每人两个馒头一碗开水；步行来步行回，都是为省一角五分钱的车费。开学后一个多月，系里组织评比助学金，我是每月15.5元。学校的伙食费是每天5角钱（主食0.2元，副食0.3元），到星期日，就退副食券，干啃馒头。学校有免费电影就看，收5分钱就不去了。即使这样，已觉得很幸福，因为生活比老家好多了，而且，有书可读。
读大学是我的幸运。因为母亲有几位哥哥照料，至少，我很放心；国家给了我助学金，可以维持基本生活。大哥大嫂每年给我60元，零用已经够花。上大学，比我想得容易。
本文标题：开学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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