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的一天凌晨，两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从太原火车站走出来。他们从上海经山东、河北，一路风尘仆仆。个头稍低些的用小竹扁担挑着行李，这就是我——在农村长大、上了大学，被分配到太原某兵工厂的1966届上海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毕业生。略高的是我同班同学陆幸福，他分配到另一个兵工厂。
太原的三月还很冷，大清早，马路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我们顺五一路一直往北步行，天亮时找到我要去的兵工厂。这时，马路上有了电车，我同学问好路线，坐上电车走了。
这是我初到太原的情景，50年过去了仍历历在目。60岁后，我将户口迁回上海浦东老家，但退休金、医保仍在太原，我仍是半个太原人。
初到太原，生活完全变了样。在上海，再穷也是吃大米粥、大米饭。但太原的主食是窝窝头、玉茭面糊糊，一个月难得吃上几次米饭。生活上的艰苦不算什么，愁的是用不上专业。我分配在技术科情报室，但没两天就去了车间，跟工人师傅学干车工活，后又去办厂报。1973年3月，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回到技术情报室。
一上岗，室主任就安排我翻译一篇德文的《制动器计算》。对工程技术一窍不通的我，向技术人员请教，跑厂图书馆、省图书馆，借有关制动器的中文书看。译文出来后，大家评价极高。译稿被装订成厚厚一册，作为交换资料寄给其他军工厂，译文被厂里科技人员用作重要参考资料。
1978年8月的一天，我奉命带着一台德产135照相机，到靶场拍退壳的照片。炮位上有堵厚厚的弧形安全墙，打炮前所有人不准留在炮位上，但我要拍照，必须蹲在安全墙里面，几乎挨着炮架。那时照相机没有连拍功能，我凭经验设置好光圈和快门速度，紧盯着炮闩。后座和退壳的速度极快，快门按得早了、晚了，都捕捉不到药筒从炮闩里蹦出来。我必须多次蹲在危险的地方抢拍。照片拍成功了，真不知道哪来的那种勇气。
还有一次拍摄火箭炮试射，别人到远处隐蔽，只有我一人趴在离火箭炮很近的地方，紧盯着火箭炮。头两发火箭弹从发射管里飞出来了，我赶紧按下快门。一瞬间，尾焰气流将地上的沙子、碎石、尘土猛吹起来，火箭炮被一股黑色的烟尘淹没，小石子大雨似地砸到我身上。我紧抱着宝贝相机，不让它弄脏。
“跑大型”是综合考验火炮行军状态下的机械性能，专挑崎岖的路走，一跑就是几天。一次，总工程师李耕野和我坐在炮车驾驶室里。其他同事全坐在炮车敞开的马槽里。中午吃饭时，大家从车上下来，一个个灰头土脸，只有眼睛是黑的，牙齿是白的。正因为有这么多科研人员的无私奉献甚至牺牲，才研制出一代代新型的火炮、火箭炮来。
后来，我被当时的五机部后来的兵器部借调到北京当翻译。
我第一次担任国家级的重大引进项目是在1978年的12月，涉及一台价值数亿元人民币的大型设备。白天谈合同当口译，晚上翻译相关资料。最终合同的中文本、德文本，厚厚一叠，都是我手写的。除了双方领导签字，在他们签字的下面、中间位置上，我也签字，写着“翻译：孙文龙”。
1979年8月，我第一次陪同工程技术人员到奥地利考察。外方给了我们每人6000奥地利先令的生活费，相当于715元人民币，是我一年的工资。这6000先令，我们一个子儿也没动，回国后全部上缴。在国外工作了一个月，每人按规定领取168先令补助，相当于20元人民币。
那时妻子双侧股骨头坏死，拄着双拐，还带着四岁的儿子，独自在太原挑起家庭重担，有多少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她又患了血液病。1984年7月，妻子住院，受尽病痛折磨。这时我的赴德通知到了。我请父母从上海来照顾妻子，在病床边含泪与妻辞行。后来，妻子早早离开人世。在我为兵器部做的微小贡献里，有一半是她的付出和牺牲。
我们兵工战士在过去的岁月里努力过，奋斗过，做出过牺牲，从来无怨无悔。这些年，我们国家在兵器研发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成果。我们老了，很高兴地看到这一切，相信我们的国防力量，未来会更加强大！
本文标题：无怨无悔是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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