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台北召开过一个会议，许多海外学人应邀前来，住在当时名为「三普」的大饭店。当时台湾作家张大春作为报社代表接待几位学人，其中有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两人在「三普」大厅会面，寒暄一阵之后，余英时很自然地招呼一旁的服务员：「请问，你们的茅房在哪里？」当时服务员一脸茫然的表情让张大春至今记忆犹新。记忆中同样分明的是，余英时先生说「茅房」二字的时候，「顺口而出，无比自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和用字习惯，这些语言和用字经验也构筑着每代人鲜活的生命经验。「茅房」一词1940年代跟随余英时从大陆至香港，再到美国，1980年代到台北的时候，让当时流行说「WC」的台湾年轻人仿佛听到了外国语言。
「当一代人说起一代人自己熟悉的语言，上一代人的寂寥与茫昧便真是个滋味、也不是滋味了。」写作《见字如来》的初衷，张大春希望的是，读字，解字，也打捞附着在字与词之上，与之相关的人生记忆。1月13日，《见字如来》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与张大春一同出现的，还有久未露面的作家莫言。
文坛总有些奇妙的缘分，大众印象中特别爱说话的台湾作家张大春和把「少说话」当成信条的山东作家莫言，已经维持了30余年的友谊。两个人在各自的战场经历各自的热闹，时光匆匆流逝，如今他们早就过了当年余英时跟服务员找茅房的年龄。
读者和媒体热烈地发问，大家依然关心莫言的诺贝尔奖，关心张大春同周华健的合作。但特别爱说话的张大春和不怎么爱说话的莫言这两年似乎有了殊途同归的志趣，莫言迷上了格律，张大春痴迷写字，分隔两岸的文化人在微信里叮叮咚咚，讨论的都是和现下的时代没什么关系的事。
新年之前，张大春接受了《人物》杂志的采访，同样聊到了字，聊到了同莫言的友谊，聊到生命从热闹转向清寂时，自己的自得其乐和一方天地内独有的自由。
采访︱卢美慧
编辑︱金焰
插画︱张曦
《人物》：你觉得自己2019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大春：今年大概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大量地去练字，写毛笔字，每天大概要写八九百个字。你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像一个孤寒的小老头，坐在窗前写自己的一些东西，但其实还蛮自在的哎。
《人物》：大家会觉得张大春怎么能静下来呢？之前那么先锋，那么愤怒，那么爱表达的一个人？
张大春：这个也不是静，也没有特别明显地跟世界不来往，还是会做一些事。像电影（编者注：张大春跟王家卫导演合作过《一代宗师》，也是毕赣导演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的编剧顾问）、音乐剧，或者朋友找来写个词什么的。要是朋友们找上来，我琢磨说我能做，而且不太花我原本要写字或者要写书的时间，那么我就会答应。
《人物》：你的《见字如来》马上要跟大陆读者见面，这是一本说「字」的书，最渴望通过这本书传达的是什么？
张大春：在现代社会，每一个字都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越来越飘忽，越来越不重要了，大家都是越简单越好，有效率就好。现代生活的这种效率，造成我们的文字沟通越来越简单，甚至越来越简陋。所以我们对于文字慢慢会无感，我们只会强调它的效用，而失去了我们对文字本身的认识。《见字如来》这次在大陆出版的价值，就在于我们共享的是一个文字越来越轻盈的时代，越来越失重，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迅速地找回文字的重量。那个重量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人物》：现代生活中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无视与文字的关系。
张大春：是的。其实这本书最初的缘起是《读者文摘》的一个专栏。梁实秋在《读者文摘》做过一个专栏叫做字词辨证，后来他们找我去写专栏的时候，我说我宁可去恢复梁实秋建的那个专栏，后来就一路写下来，累积了有50篇东西。后来要出版的时候，我太太在出版社，她说你的字数充其量可以出一小本，但是她觉得这样没意思。她觉得以前我出的那个《认得几个字》（很好），因为有孩子的故事在里面。我说那现在孩子也大了，也不跟我学字，我也不能编他们的故事啊。后来她说那你就回过头去找，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字在你的生活或者过去的记忆之中，跟什么事有关，你得串起来，就把自己生命里面的那些东西放进去。
所以其实很神奇，我们说这些字，它和过去有关，和我们的传统有关，最后也和我们的生命记忆有关。
《人物》：你的朋友莫言也迷上了诗和字。
张大春：莫言是很有趣的例子，你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哇，他真的励志。像他这样一个已经是诺贝尔奖桂冠挂在头上的人，还是随时都有一种好奇向学的心。经常微信就过来了，聊字，聊诗的格律。他越写越觉得有一种求知的渴望在前面拽着他，他那个真是天然自发的一个动力。
每天他桌上的砚台里面的墨水是不干的，随时都有一堆墨汁在里面。我记得今年年初，初一还是初二，我在威尼斯接到了莫言的简讯，说哪一首诗应该怎么写，还说做一副春联可不可以怎样。如果我不停，他不停的，他是非常热烈地在创作，而且那个创作哪怕不是小说，甚至是他过去并没有那么熟练（的事情），他都义无反顾，很一意孤行的。
张大春和莫言在《见字如来》首发式上
《人物》：你有一句诗是「一意孤行向古游」，就是对外界对当下仿佛没那么关心了？
张大春：对，尤其是这两年，我花更多时间在从事别人不理会的工作。我太太常常说，应该很无聊吧？我每天只听一首音乐，就是意大利的那个《乡村骑士》，就从早放到晚。我每天就听这一个曲，我就不断地在写，写各种东西，我整个状态就是，已经跟这个世界差很远的。
《人物》：2019年去世的文化名人非常多，几乎每个月大家都会哭一哭，都会集体抒一下情，都在纷纷哀叹可能一个时代在远去，在褪色。你怎么看？
张大春：我注意到大概有40年了，每死一个重要的人物，就像金庸这个等级的人物，大概每隔10年、8年就会走掉一个，就会有人说一个时代又结束了。这句话听着已经麻木掉了，我心里想哎哟，这个阎罗殿一天到晚开文艺大会啊。
《人物》：所以大家同一种声音的时候，就值得怀疑了。
张大春：对，事实上我们是幸运的了，你这样想嘛，我们能认识这么多的名字，而且还不止是名字，我们对这些人的逝去会有一种熟悉感的话，那是我们的确活得很安逸啊。
20世纪初的时候，人类的平均寿命大概是40到50岁，你看现在这些人都是八九十岁才离开，这个世界太平很久，从二战以后，大家都在搞文艺嘛，对不对？
所以这些人的过世，那他们所见证的时代恐怕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时代，恐怕也见证了很多不同的时代。死那么多人，表示活着的我们有幸能认识的文艺家是那么的多，大家都够本儿了，这不是好事么？
《人物》：2019年的另一个热词是女性主义，作为男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大春：从70年代开始，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它非常清楚地标识我们作为直男的这个本质。我就感觉它不是一个男性跟女性性别的问题，它是个阶级的问题，或者说它是一个权力和控制的问题。
因为只要是既得权力者，一定会想办法去延迟他丧失这个权力的机会，或者说延长他继续控制拥有这个权力的时间。所以女性主义到后来所有的这些，是在跟男性提公平的分享权。但是只要提到公平，男性就会有危机感。为什么会有危机感呢？因为男性的生理是没有办法像女性那样，男性只是一个传种的工具，这是一个事实。
他作为一个传种的工具，解决了他传种的工作以后，他就没有事了，他可以死了（笑）。男性就不必存在了，这个是他最大的危机感，也就是长期在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里面，要去拥有一个不可被质疑的地位的根本原因。多少动物界的男性啊，就是雄性啊，你完成了交配任务，你就被吃掉了嘛。可是作为男人他不能面对这件事，对，他就是为了保命（笑）。他再有权力，都是一种过度极致的保命的机制。他潜匿地维护他的生命的这个欲望，却被转化成维护他的权力地位。
《人物》：所以作为男性同类，你有怕的吗？
张大春：所以我躲在这里写字啊，我不招惹任何人（笑）。所以我怎么会爱上种种与世无争的活动，一点高深价值和意义都没有，就是不要惹任何女人，哈哈。
《人物》：2019年你最舒服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
张大春：我跟你讲，有一天我写了3首我自己的诗。那一天我写了四十几行，写在一长卷纸上。我一直放着那个《乡村骑士》，大概从早上7点钟听到晚上9点，我一个人，因为那天我女儿在外面补习数学，我儿子在大学住校，我老婆外面有活动，大概到10点多才回来。
15个小时，我不知道写了多少字，那是这一年最美妙的一天，「妻离子散」，太美妙了。天地澄明，干干净净，没有电话，没人打扰，太美妙了。
《人物》：如果能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回到过去或去到未来的话，你会怎么选？
张大春：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深的问题，我想想，我绝对不会回到过去的。王国维有两句诗，「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时间过去了，人们总会想不该这样不该那样，我回到那些充满懊悔的地方干吗呢，对不对？
《人物》：2019年，如果可以选择跟世界上任何人度过一天，你会选择谁，会如何度过？
张大春：我刚才应该已经告诉你了，天地澄明，「妻离子散」，2019年最美的一天，我希望今年也有那么几天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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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张大春：「妻离子散」，最美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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