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首次提出“探索设立民营银行”，当时，50多家上市公司先后发布公告称将会对民营银行进行布局。2019年，5家民营银行获批成立，再度掀起民营银行的热潮。2019年民营银行迎来爆发之年，全年共12家民营银行获批。
然而，从2019年开始，民营银行的规模扩张就陷入停滞。2019年全年竟无一家获批筹建。伴随着政策的收紧，民营银行的发展也陷入迷惘。2019年全年，没有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超过1000亿，最大的前海微众银行也只有817亿元，在纳入统计的国内330家银行中排名第139。整个2019年，民营银行频频换帅。华瑞银行、亿联银行、富民银行等7家民营银行先后出现董事长或行长级别的变动。
从“含着金钥匙出生”，到如今一张牌照难求；从承担金融改革的重任，到如今的困顿挣扎。仅仅四年时间，民营银行就经历了从天堂到人间的过程。让人好奇的是，民营银行为何会如此快地陷入瓶颈？民营银行遇到了那些困难？
“进门难”
民营银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是全方位的，最基本的，在准入门槛上就让很多民营机构望而却步。在获批条件上，银保监会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已获批筹建银行的注册资本都超过20亿元。这已经成为民营银行的“铁门槛”。2019年来，多家上市公司退出民营银行筹建，20亿元的注册资本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监管对于发起股东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在自担风险上，要求“民营银行在面临破产清算时，若资金不足以偿付时，则要以企业净资产或实际控制人的净资产对存款人存款给予全额或部分赔付。”这实际上让发起人承担了无限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认为，现行规定要求民营银行要“有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有股东接受监管的协议条款、有合法可行的恢复和处置计划”等，在民营银行进入常态化设立阶段后，这些相关条款过于严苛，已经影响了民间资本进入民营银行的积极性，应适时修改。
客观数据也印证了董希淼的说法。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1-12月全国民营银行核名总数共85家，创2019年以来的历史新低。与2019年的141家核名相比下降了不少，而在2019年，核名企业高达178家。
即便符合了各项要求，监管审批的收紧也让得到民营银行牌照变得极其困难。2019年全年无一家获得审批的情形，对企业申办民营银行的热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监管在民营银行的筹建上持谨慎态度可以理解，不过，既然希望民营银行承担金融改革的重担，也应当给予一定的空间，至少要让民营银行先办起来。
“经营难”
组建一家民营银行困难，经营民营银行更加不轻松。与传统银行相比，民营银行不仅缺乏人才、经验、资金、客户和信用，还在网点、负债来源、业务资格等方面受限。
在人才上，民营银行行长级别的人事动荡每年都在发生，2019年9月，原微众银行行长曹彤辞职，在任10个月。2019年，原工商银行电子银行部总经理侯本旗退出北京中关村银行筹建。2019年，中关村银行行长王萌离职。2019年，吉林亿联银行行长戴兵、庆富民银行行长闵路浩离职等均已离职。与传统银行的委任制不太一样，民营银行的高管近乎于职业经理人，在业务拓展、团队建设等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压力。核心不稳，经营难度可想而知。
民营银行一把手的压力源自于多方面的束缚。民营银行需要遵循“一行一店”原则，只能在总行所在区域设置一个营业部。这让民营银行的物理网点十分稀有，基本没有获取线下存款的能力。原本就受到大型商业银行和城商行、互联网金融的冲击，吸储难度大。这项规定直接导致民营银行只能更多依赖同业存单这类创新业务来弥补自身短板。然而，这种方式也有严格限制，监管规定同业负债不得超过银行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这个限制大大影响了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同业业务超标的压力下，民营银行的资产规模也会出现收缩。比如天津金城银行，虽然该行2019年全年负债规模较年初减少33.31亿元，但该行总资产规模较年初也减少31.79亿元。
“一行一店”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民营银行需要发展线上模式。这种模式成功的前提就是能够"远程开户"，否则，互联网银行少网点、少人工、高效率将成为空谈。但根据目前监管政策，客户开立银行账户须进行面签，这一强制规定迫使民营银行探索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远程开户体系，但从试点到铺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虽然民营银行有一定的发展，但规模上还有很大的差距，2019年，民营银行总计实现净利润19.67亿元，但整个银行业内得金融机构实现净利润2.2万亿元，占比不足万分之九。民营银行总资产3381.4亿元，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合计达约252万亿元，占比不到万分之十四。同时还需要看到，在民营银行中，像微众、网商银行凭借庞大的线上实力撑起了半壁江山，更多民营银行仍然在挣扎线上徘徊。
值得庆幸的是，“一行一店”的模式已经有松绑的迹象，但需要看到的是，这样的松绑还需要更多，民营银行还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
“竞争难”
民营银行除了自身业务拓展上的困难，在竞争中也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民营银行的定位是并非是传统银行的挑战者，而是填补我国大型银行无暇或无力顾及的市场的“补位者”。所以，现有的17家银行普遍定位于“普惠金融”、“小微金融”、“三农服务”“双创服务”等。但在实际竞争中，仅有微众、网商、新网等互联网巨头能够凭借巨大的流量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其他民营银行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一方面，大型银行不愿意下沉的市场，其风险也相对较大，这对民营银行的风控能力和风险定价实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需要更低的资金成本、更好的风险识别能力、更精准的获客、贷后监测系统等等，但这些对非互联网巨头的民营银行来说有很高的难度。
另一方面，“一行一店”模式下的民营银行，还面临所在城市中的城商行、乡镇银行的挑战，这些银行也需要业务扩张。除此之外，很多互联网银行、互联网金融服务提供商也都在立足于普惠金融，这对民营银行也是不小的竞争压力。
“创新难”
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创新是解救民营银行的唯一办法。但在实际的创新过程中，监管担心民营银行可能带来风险，对很多业务慎之又慎，因此，在业务资质上对民营银行开放有限。作为市场化机构，民营银行在创新层面的确展现出了很大的活力。比如，民营银行曾推出高收益、灵活性高的“智能存款”，智能存款主打“活期”、“保本高息”。这款网红产品一经推出被市场认为“宝宝类”产品的劲敌。但随后，监管出手与相关机构进行了约谈，多家银行以及平台进行了限额销售，有的银行干脆暂停了产品开放。
“智能存款”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在现阶段，民营银行在负债来源上处处受限。当前，民营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股东支持和同业负债。比如微众银行2019年的客户存款仅占负债的7.22%，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等占负债的63.79%。民营银行想要做大业务，吸收存款就变得尤为重要。但民营银行两年之内无法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开展流动性，民营银行至少在成立三年内无法发行金融债解决资金来源问题。种种规定十分影响其信贷投放能力。
当前，一些前瞻意识和科技能力较强的民营银行正在寻求与城商行、农商行合作，通过按比例联合出资、各自多重风控、风险各担等创新模式，直接面向个人消费者和小微企业提供在线信贷服务。但显然，在严格的束缚下，民营银行的创新还是限制重重，需要在利率市场化、风险定价等层面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关注难”
除了自身的发展困难，社会环境对民营银行也算不上友好。一方面，民营银行得不到同行太多的支持。由于民营银行从成立到发展仅仅一两年时间，其品牌影响力和公众信任度较弱，加上来自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直接竞争，国有银行给民营银行的信用评级普遍较低，很多银行都得不到认可。对于面向小微企业的民营银行，一些可开放的公共数据，如企业进出口、税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为止这部分数据尚未开放，对民营银行的支持还不够。
另一方面，大众对于民营银行业普遍持观望或者“看热闹”的态度。在民营银行成立初期，《劳动报》曾做过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6%的被调查者明确表示会把钱存入民营银行，而明确表示不会的有16%，不确定的则有48%。这反映了一个现实，大众对民营银行的态度还是观望，并非积极支持。
在没有足够的支持的情况下，民营银行更多只能依赖自己的创新和经营，但正如上文所说，监管对民营银行的束缚重重，创新依然步履维艰。
作为“补位者”，业界对民营银行的期待是一条释放金融市场活力的“鲶鱼”。但从目前的经营来看，这条鲶鱼并不自由。作为市场化的金融机构，民营银行应当给予更高的自由度。在准入门槛上，应当有一定的灵活空间，让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到金融改革中来，而不是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在经营上，“一行一店”等束缚应当逐步放开，让民营银行有更多的负债来源，探索普惠金融的新思路。
在创新层面，民营银行的模式特殊、规模小、创新意识足，体系相对自由且灵活，理应成为利率市场化的试验田。只有让民营银行可以自主定价，方能更好地完善定价机制、明确市场定位、加大产品创新，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民营银行充分释放活力。
在公众层面，民营银行作为新生事物，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但应当给予足够的谅解和支持。作为金融改革的排头兵，民营银行的批准和设立已经是时代的进步，不应该让这种进步一脚踏空。
当下，民营银行正在步入发展的瓶颈期，重重束缚让民营银行陷入了迷茫。民营银行的监管，不应该一下堵死，应当给予一定的试错空间，让民营银行在严守金融风险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有益的探索。也只有这样，民营银行才会给我国的金融改革提供更多的经验、更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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