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让我预习生活，或者说使我的生活从第一发生的位置后撤……每个电影迷是不是都存在这样的危险，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被翻译过的生活。
周晓枫《后窗》
我特别想跟蒋超逸聊聊爱情，聊聊电影和生活的关系。我觉得两个同病相怜者适合相互慰藉。对于两个二十一岁的男青年来说，人生有太多相同的困惑。
但每次在饭桌上坐下，听他讲话都像在听单口相声，我刚想走心，人家一句自嘲就盖过去了。后来知道他从小听刘宝瑞，一路听到大。
蒋超逸是北方人，高大威猛，热爱健身，一顿能吃五个鸡蛋。想来想去，我跟他唯一的共同点好像只有热爱电影。以及，单身。
我跟蒋超逸是在某次影迷聚会上认识的。当天来的人都是国内某青年电影节的前志愿者或准志愿者。在正式开始吃烤肉之前，大家大概聊了一下志愿者体验，之后就不知道在聊什么了，反正不是电影。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影迷聚会一般都不聊电影。
我跟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熟，也不想发表观点，就一门心思地烤肉、吃肉。我发现炙子烤肉跟韩式烤肉还是很不一样的。
蒋超逸对该电影节颇有微词，曾发表多篇文章声讨组委会。我都看了，隐隐觉得这人有真本事。吃肉的时候我刚好跟他挨着坐，就碰了一杯。我抿一口，他干半杯。自报家门以后，得知他跟我是同龄人。
每个影迷都不是生下来就爱看电影的。蒋超逸跟我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因为现实生活太无聊才投靠电影的。但是他比我更相信电影是唯一的出路。这集中表现为他在学校基本不上课，为省点校园网的钱，每个周末在家里提前下好十几部电影，然后找间空教室整宿整宿地看片，比其他大学生在期末考试周还勤奋。他的阅片量比我大很多，是最健康的杂食性影迷。
那天聊到后来，我们就互相以老师相称了。在舞文弄墨的小年轻里，一直流行着这种傻逼的风气。但我们俩比较清醒，都很清楚自己本来就是傻逼，因此也不用避讳。我们没有像大多数二十几岁没有工作的年轻人那样，把自己想象成一名作家——这是诺兰的处女作《追随》里的一句台词。
当晚他跟我约定日后常见面。这不是一句客套话。对北京的影迷来说，只要互相认识，总会在一个地方遇见彼此。
那个地方叫资料馆。全称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
我在资料馆看的第一部电影是《黄土地》。七点放映，六点现场售票，我五点就到了。原来资料馆有两个艺术影院，而我去的是周遭荒凉的百子湾。
那天下午，日光铺撒在宽阔的百子湾南二路上，但是没有一辆车经过。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片沙漠，只有那块会发光的银幕是绿洲，但是电影院铁门紧锁，绿洲好像只是一个幻觉。
走过两个路口，终于找到一家面馆。吃完面等到六点，再折回影院，门终于开了，我感到天堂就在前方。
百子湾店只有一个厅，从观众的交谈中，我判断他们大多是旁边小区的居民。我正襟危坐，“广西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出现后，电影开始了。我知道正是这部电影让年轻的贾樟柯踏上了电影之路。
这个未修复的版本画质奇差，加上主人公说方言，全程我只能靠英文字幕来理解台词意思。这是一种多么神奇的错位。但是，我被陈凯歌彻底震撼了。三十年前，我们的电影比现在的更前卫。邻座的中年男人睡过了半场电影，我开始意识到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看法竟会如此不同。
走出影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是电影院赠予每个影迷的魔幻时刻。物理时空和电影时空紧紧纠缠在一起，最终难舍难分。我在天亮时走进放映厅，它用关灯这个动作对我施咒，再用亮灯解咒，但走出影院，黑暗已经确确实实地降临到这个真实世界中了。我站在寥远的夜空下，回味着自己失去的永远不会再有的两个小时。可能需要再过几个两小时，我才会意识到自己被延长了三倍生命。
要是蒋超逸看到我上面那段描述，他多半会说，哟，黄老师，您真矫情。
我终究还是去对了地方。
地铁二号线，积水潭A口出站，直奔文慧园路三号。小西天翻新过的牌楼背面永远写着“太平盛世”四个大字。
路过中影电影院，路过还没倒闭的没名儿生煎，路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走到铁栅栏尽头右转，就到了艺术影院，此后证明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大学。
我知道一号厅有621个座位，二号厅有85个座位。我知道一号厅单号观众从一楼左门进，双号观众从右门进，男厕在左边，女厕在右边，10排以后的观众可以从二楼的门进。我知道一号厅有时响起的刺耳的声音来自于烟雾报警器，观众一多就可能会触发光控设备。我知道夏天来看片必须带一条毛毯，因为中央空调没法调温，整个厅里会冷如冰窖，冬天又热得像蒸笼。我知道资料馆的吉祥物奇爱博士总是坐在第一排最左侧，斜视巨大的银幕，他把这称为黄金视角。我知道从前格瓦拉的票纸硬邦邦的，现在淘票票的票纸软塌塌的。我知道过去非电影节期间，资料馆一个星期总共只排五六部片子，现在天天都是电影节。
我知道我知道的这些，蒋超逸都知道。
四月的北京有倒春寒，我穿着羽绒服闯进大厅的时候，迎面碰见只套了件背心的蒋超逸。他是直接从健身房过来的，背着双肩包，没准包里还装着蛋白粉。这天我们一起看伯格曼的《安娜的情欲》，大概坐在八排的位置。
伯格曼是一个会让我走神的导演，跟塔可夫斯基和安东尼奥尼一样。影像印在我的视网膜上，但我的脑海里在放映其他电影。我想自己本该和一个女孩来看电影，我们应该一起看伯格曼的《不良少女莫妮卡》。我会努力不在电影放映的时候转过头去看她的脸。没有人不会在一瞬间爱上那张被光影雕刻的脸。我更要克制自己不要试图去握她的手。
在和这些念头做斗争的时候，我无暇理睬前排屏摄忘记关闪光灯的女人和邻座边抖腿边发微信的男人。我在专心想象她。阿巴斯真该请她去拍《希林公主》，这样我就能看清她看电影的神情。我想知道她在什么时候微笑，什么时候落泪，电影将被她的情绪重构。散场时如果能和她一起抽一支烟，那感觉一定很好。
我就这样看完了《安娜的情欲》。场灯亮起的刹那，我一点儿也想不起这部电影的内容，只记得它讲的好像也是爱情。蒋超逸在一旁对我侃侃而谈，我一句也听不懂。
下台阶的时候，蒋超逸突然谈起《巴黎最后的探戈》，谈起那场影史上臭名昭著的强奸戏。我不知道资料馆还放过这部电影。他说当时带着前女友来看，但是因为刚健完身没有及时补充能量，全程昏昏欲睡。一觉醒来，只看见两个主人公在狂乱地舞蹈，声音刺耳，搅了他的好梦。我觉得非常滑稽，因为他和前女友分手的理由，是因为她在看娄烨某部禁片的时候睡着了。
我本来想和他说说我遇见的那个姑娘。
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坐在资料馆大厅的椅子上，腿上摊着一本电影史，春意盎然的样子。离电影开场还早，我取了票，坐在她的对面望着她，脑海里全是村上春树关于百分百女孩的描述。
其实，我们在网上认识，今天约定好在这里见面。我走上前去，送给她一张印有伯格曼头像的书签。她和我说了一些话，然后我们分别进场看戈达尔的《随心所欲》。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吃了顿饭，席间聊的都是电影。我惊讶于人与人之间还能这么聊天，与现实全然无关也息息相关。
我没有对她一见钟情，但在不能见到她的日日夜夜里，我怀念着那次谈话，怀念着她足以点亮夜晚的热情和温柔。我感到自己正逐渐地走向危险，走向破灭的边缘，总有一天，我将亲手打破自己塑造的神话。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我们只是被电影捕获。
那些日子里我偶尔会做梦，梦见自己坐在资料馆大厅里，直到灯熄人散。我径直走向一号厅，坐在10排1号。偌大的影厅里只有我一个人，电影按时开始放映。所有到过这里的观众的残影开始齐声欢腾。
从一号厅走到大门口，我来不及说这些。我和蒋超逸将在这里告别。
他跨上那辆黑色的单车，在一片红色和黄色的车流中显得特立独行。而我双手插袋，走向地铁站。文慧园路上的花开了没有，北护城河的冰化了没有，我好像都看不见也不在意。我回忆着刚才那部被记忆遗漏的电影，回忆着我和蒋超逸等待电影开场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他说，你知道资料馆有第三个影厅吗？
真的吗？
第三个影厅就在二层那个厕所右边。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二层还有个厕所。把右边那扇门打开，往上走一小段楼梯就到了。那个厅估计是个内部审片室，今年北影节我接受字幕员培训的时候去过一次。
噢，这样啊。
然后谈话陷入了僵局。一阵沉默以后，蒋超逸说：我变成这样，都是电影害的。
推荐 |“幕味儿”公号有偿向各位电影达人约稿。详情见：求贤
本文标题：文慧园路三号往事
- 相关推荐
【文慧园路三号往事】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