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树梁
成都武侯祠，在从前成都城的南门大桥即万里桥南去不远处。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蜀相》诗中的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所指的地方大概相当于现在武侯词所在地。明代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说：“今武侯在百花潭与草堂并列者，不知何代增设。”曹氏还作了一些考证。武侯词在社甫居草堂以前已有是无疑问的。一千多年来，武侯词虽屡有变更，但锦宫城外南郊一角，柏树森森，则是都人士大及外地游人永远瞻仰、系念、访寻、游览的地方。这至近世，大年初一游武侯祠更是成部民众新年出游的“首选”之处，已成为民间风俗。李吉人先生的小说中对成都人必武侯同就有很细致的描述。我童年时对于新春游武侯祠也很感兴趣。回忆当时，由武侯词大门外直到武侯殿前和惠陵周围，杂货摊子、杂耍圈子、特别是小食摊担鳞次栉比，所在皆是。昭烈帝殿和武侯殿的香火也很盛，烟雾缭绕，烛光明耀。游人穿红着绿，熙来攘往，小孩子们在过年以前早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更是乐得来合不拢嘴，停不住脚。武侯祠内塑像很多，这是一般游人最喜欢看的，尤其是对关羽、张飞的像更要驻足久观。刘备殿左右两侧廊庑的文臣武将像，庞统凤雏颜面乌黑，目光则炯炯有神；黄忠老将须发皓白，神气又凛凛如生，这也是最吸引游人的。作为游览的地方，可以说武侯词更富于群众性和普及性。南游武侯祠，北游昭觉寺，这是成都新年的两大盛事，其他游玩的地方虽多，也多半排在正月初二以后去了。
但是初一这天有些文墨之士或访的探古之人则不大肯来，他们总要等过了破五以后，武侯祠的游人渐渐少了，货摊、食担也渐渐移去他处了，武侯祠更显出它的殿堂整肃、林国幽雅之美。这时那些访的探古、修楔联吟的游客才栅珊而来，倘徉于亭榭池沼之间并对武侯祠粲然罗列的文物—一欣赏玩味。好书不厌百回读，虽然不少的人年年都要来游，但每来一次，发思古之幽情，就文物而重览，鉴古而观今，好象总会受到新的启发、得到新的收获似的。历史政治，诗文书画，建筑雕塑，碑刻匾联，竹木池沼，鸥鸟游鱼，这许多方面武侯祠所蕴含的意义都很深，而所拥有的物品都很盛，所以游览者各人探其所探，取其所取，总都会欣欣然而往，怡怡然而归。
例如“三绝碑”的确是人间的至宝。几十年间，我每到碑前，总是流连而不欲去。“三绝”一词，虽然是俗称，但也很有道理，前人以为诸葛的功业、裴度的文章和柳公绰的书法可称三绝。
我觉得诸葛武侯，“万古云霄一羽毛”，求之于历史人物实在不多，应称一绝。裴度的文章评论诸葛。全面恰当，求之于史论与碑铭也十分难得。试看这篇《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的开头数语；“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对诸葛亮的生平就概括得很精审。立身是功业的基础，开国是功业的重点，事君与治民（治人即洽民，唐文往往避太宗讳）是建功立业所必须善于对待也必须作好的两个主要方面。裴文就此立沦，故能要言不烦，克中肯綮。其序言及铭文，叙述与议论结合，平正通达，实事求是，不作谀词，亦无泛语，不仅是自来有关诸葛的评论文章中所罕见，而且是唐文中所少有。这也与裴中立的学问见识有关。裴度当年随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入蜀；访诸葛的治绩，察蜀民的情意，也可能受到比他早48年来到成都的诗人杜甫对诸葛武侯一往情深、备极倾慕的诗歌作品的影响（按杜甫到成都在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一裴度入蜀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故对高山怀仰止之心，冀蜀民存必拜之感（裴文序末云：“乃刻贞石，庶时脚之人，存必拜之感”）而撰文立碑，出自一已的衷诚，期作来者的观鉴，自然不同凡响。此文气度雍容，机韵流畅，文学造诣甚高。试与韩愈《平淮西碑X相较，亦无逊色。裴文实兼有韩愈、段文昌两篇碑文之所长。所以也当然算得一绝。唐柳公权、公绰两兄弟的书法，自来论者以为仍有高下之分，如宋苏武之于苏辙。这且不论。但是柳公绰书此碑精力弥满，风韵天然，实在是艺林精品，此碑书法的成就当也不下于其兄。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引评家评此碑的书法说；“公绰武侯饲记，如端人正土，笔法遒劲。”“如端人正士”之评很恰当。宋代大书法家米芾曾说“公绰乃不俗于兄”。明王世贞也说柳公绰“其行笔飘洒雄逸，无拘迫寒窘之态”，并认为与公权“真足坝虎”。验之于这座诸葛碑的书法更觉得这些评语的确切。称为一绝，自不为过。也还有人认为此碑的刻工鲁建，刀法深稳；圆转无滞，也应当算一绝。不管三绝也好，四绝也好，总之这座碑是我国现存的唐碑上品，它矗立干成都武侯词内1200年，饱经沧桑，仍然完好，现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已给它加上了玻璃罩，可观而不可触，益增其美，益永其年。
三绝碑对我来说还有这样一件有关的小事。几年前，有日本历史学者来游成都武侯词，写了一首七律，向我索和。我也就写了一律。我的诗是“丞相祠堂喜共登，益州天府正清澄。千秋著论裴中立，异代倾心社少陵。明志片言惟淡泊，出师一表自歧赠。卧龙才识今尤重，欲与斯人论废兴。”写这诗的第二联时颇费推敲。因为我起初决定不了究竞写“千秋作赞陈永柞”好，还是“裴中立”好。陈寿是良史之才，对诸葛亮很尊重，对诸葛的评论也出自公心，决不如有些人说的他写诸葛亮传挟有私怨，故篇末数语，实有微词。但是我反复取读《全唐文》所载的裴度这篇《蜀丞相诸葛武侯饲堂碑》与陈寿所写的传两相比较，终觉裴文的评沦更为全面周至。陈寿虽不是挟嫌而论诸葛，但所见究不如裴度之全。其论诸葛用兵数语亦似不如裴文所见之深。所以我最后决定把第三句写作“千秋著论裴中立”，质诸友人，亦以为然。
至于此联的下旬“异代倾心社少陵”，那是没有疑义的。杜少陵忧心黎元，系情家国，经历唐王朝由盛到衰、由安转危的时世变迁，非常盼望有贤臣如诸葛亮其人出而匡助朝廷，惠及生民。所以他在乾元二年岁末到达成都之后，第二年就去寻访武侯祠，写出了“丞相羽堂何处寻”（《蜀方科）这一首古今传诵、感人至深的名作。此诗的末联“出师未经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既极为沉重地悲悼了古人，也引起了后代遭途末路、欲为国建功而不可得的英雄人物的共鸣，如唐朝的王叔文、宋朝的宗泽都曾反复诵读这两句诗，悲歌慷慨，涕下沾襟。杜甫对与他同时的国家大臣；如房倌、严武，瞻望甚殷；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则以对诸葛的怀想最切。在他入蜀之后，成都、夔州，吟咏诸葛的诗都不少，而且篇篇有新意，字字见真情，或对世事而思贤，或抚古迹而兴嗟，一倡三叹，一往情深，真是“异代倾心”，最是诸葛后世的知己。其评论诸葛的诗句，含义也公正深刻，一言论定，九鼎不可移。求之于我国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之事。杜甫这首诗，万古流传。当然应当在武侯祠内刻石永葆，清人周厚辕历史地完成了此一任务。杜甫此诗，人人会写，但象周厚辕这样的书法方足以与社诗相称。论者以为周厚。一此碑的书法颜体兼苏，浑厚端凝，笔端有情。周厚辕所写《蜀相》诗碑在诸葛亮殿内左侧壁上，游人咏读杜诗，欣赏周书，瞻视吟哦，既是一种享受也得到不少启迪。
本文标题：《成都武侯祠》钟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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