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爷爷是清末的运粮官，官衙设在安庆，管辖着安庆至上海的长江水道。听说以前每年
除夕晚上，家族祭祖，我二伯非常虔诚地打开一个精致的木匣，请出我爷爷的爷爷的画像。我爷爷的爷爷端坐在太爷椅上，穿着清朝的官服，威严庄重。祭拜
过后二伯又小心翼翼地收起来，直到翌年年三十才再次请出来。可惜，在破四旧的时侯，画像连同家谱被一把火烧了，现在想来还令人惋惜（对于象我这样有点传统思想的人来说，没了家谱，我们都成了没根的人一般）。爷爷的爷爷1840年去世，葬安徽省安庆市。爷爷的爷爷去世后不知什么时侯什么原因全家移居到现住地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的草坝张。到草坝张定居后，购置了二百亩土地和十余间房屋，我爷爷的父亲育有五个
孩子，三女二男。后来弟兄俩各分得了一百亩土地和五间房屋。我爷爷是生意人，做点土杆烟生意，然后拿到集市上去卖钱。卖了钱爷爷就跟他的生意上的
朋友坐在一起喝茶玩牌九，对地里的庄稼不是很上心。后来输了不少钱，就卖地偿还，分得的一百亩土地最后也只剩下十几亩田，勉强够维持
生活。我的奶奶因患乳腺癌，48岁便去世了。爷爷活到1955年也撒手人寰，享年55岁。
到我父亲这一辈兄妹九人，大姑二姑先后夭折，剩下兄妹七人，爷爷奶奶去世时，我的大伯十九岁，我父亲才十个月大。大姑（按排行叫三姑）刚刚出嫁，看着一家子小和尚，大姑只得又搬回来住。冬日的傍晚，
夕阳西下，土墙跟上一溜排卷缩着七八个衣衫褴褛的小光头，此情此景，大姑每每回忆，都会流着泪说，不
知道哪时候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大姑当时也只有二十几岁，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就做点土杆烟卖，补贴补贴家用。大姑是个要强的人，硬是用廋弱的肩膀给弟弟们撑起一片蓝天。大姑大爱仁慈，无私无畏，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日子里，不仅要照顾大一点的五个弟弟，还要养育尚在襁褓中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当时才十个月大，表兄如全九个月大。刚喂饱了十个月大的父亲，又要去喂九个月大的表兄，大姑是又当爹来又当妈。为了春节前让六兄弟和一个外甥能穿上新鞋，她一晚上纳鞋底能做到鸡叫。太阳每天升起来就盼着早一点落山，盼着弟弟们能早一天长大，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熬着。过了几年，弟弟们都长大了几岁，生活仿佛可以喘一喘气的样子。一九四八年大伯去参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九五七年转业到四川省重庆市。三伯也考上了粮站，参加了
工作。为了弟弟们都能活下去，七兄妹象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畏生活的艰辛。兄弟们请来了家族长辈商议，决定每个哥哥带一个弟弟，大的带小的，一带一，负责弟弟直到成家立业。于是，大伯带着四伯去了重庆，三伯带走了五伯，剩下最小的我的父亲，跟我二伯一起生活在农村老家种地。
大伯在长江航道局上班，上船工作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照顾不到四伯的日常起居接送上下学，便将四伯寄宿在学校。四伯只有在周末才能搭上公交车回一趟家，说是家，其实就是大伯的单身宿舍，要是赶不上大伯休假，四伯也只能打开门，在房间里坐一会，享受一下家的温馨，获得一点心灵上的满足。从寄宿学校到家，四伯在重庆举目无亲的大城市读了小学又上了中学。中学毕业后，四伯也参了军，然后又转业回到了重庆，在公交公司上班，做到公交公司副经理的职务（经理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四伯没有大学文凭当不了正职），四伯是我们家族中心思最细的人，听说四伯在部队学过心理学，很会体贴人。记得1988年
夏天，四伯到苏州开会，顺道回了一次老家。吃过饭后，四伯跟父亲拉家常，说农村条件不是很好，喂点鸡鸭要舍得吃，把身体搞好。临别时将身上仅有的钱和衣服都留给了在农村的亲人们。1992年四伯因得血癌去世，享年4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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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幸福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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