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让我们兴奋的是“十五”前，父亲会从集上给我们买扎滴滴金子，买俩二踢蹶子、钻天猴、摔鞭。最喜欢放那滴滴金子，不到“十五”就拿出来放，抹地灰毛污嘴的，两手也跟那粪叉子似的。用唾沫粘在桌子边上、窗户台上，有时还用个小棍夹着放，哪个孩子不把棉袄棉裤烧个窟窿不算是过“十五”。燃放钻天猴，有一定的危险，难怪叫这名字，无孔不入、性子急，有时还不按常规出牌。点燃后，不是蹿到那全是麦根子的屋顶上，就是钻到那柴禾垛里，经常在正月十五夜里会有人喊:“失火了，救火啊！”可笑的是我见过有个假小子刚点上那钻天猴竟然钻到裤筒里去了，炸破了过年刚穿上的新棉裤，吓得那女孩叫唤(方言:哭)了大半天；还见过一次钻到那水瓮里去了，把那水瓮都给炸破了。
那个时候谈不上闹元宵，没有秧歌队，也就看不到打秧歌、踩高跷、舞龙耍狮的。哪里放过什么烟火，顶多就是孩子们手里放的滴滴金、钻天猴；有条件的主会从集上称些花药，回家找几块砖头，自制“泥垛子”，那就相当高级了。泥垛子小孩子是不敢放的。过个“十五”，也就是元宵节，单调的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条件好的村里建起了秧歌队，一入冬，就开始排练，“十五”前后就到附近村里、政府门口开始义演，大人孩子大老远的都去看“跑耍”，人山人海，跟赶集似的。每到一处先是放支鞭表示欢迎，无论来到单位还是做生意的门头，秧歌杆子都会即兴顺口编一套赞美之词，先说唱一番，单位领导或是村里书记、门头老板就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香烟或红包递上。秧歌杆子都是打把伞，所以又叫伞头，负责指挥全局、节目编排，又说又唱。水平高的、有才气的还能像台湾歌手“机智歌王”张帝一样，你问啥，他就唱着回答你啥。调皮些的男孩子喜欢跑到“孙猴子”“猪八戒”跟前戳七闹八；穿红戴花的女孩子则喜欢跑到秧歌队后面跟着扭来扭去。
所谓的元宵、汤圆，当时听也没听过，见也没有见过是啥玩意，更甭说是吃了。长大了，过了年第一次跟着父亲进城耍，见大街上有卖元宵的，父亲就称了二斤回家，当时怕人家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父亲就没好意思问这玩意怎么吃，到了十五晚上，拿出元宵，我刚要下手去拿着吃，被娘一声喊住了“这是生的，你看能吃吗？你当是月饼啊？”这下一家人可愁坏了，怎么吃？放在锅里用水煮、蒸，还是用油煎？娘拿起元宵来端详了一下，又放在鼻子上闻了闻，还是娘聪明，锅里烧开水放上元宵煮熟了，一人分了几个，又甜又香，这是全家第一次吃元宵。
正月十五晚上，家家户户都送灯，娘早早的找几个萝卜，切的四四方方的比洋火盒稍大些，中间抠个半圆的小洞，然后用小木棍缠上棉花做捻子，再蘸上豆油插在萝卜中间，在那半圆的小洞里再滴上几滴豆油，用洋火点上，萝卜灯就做成了。然后娘便吩咐我们几个去桥头、碾上、井边，家中猪栏、磨盘、南屋、仓囤、锅台、锅底送灯。听娘说，旧社会祖坟上也要去送灯，后来一是嫌远，二是孩子去那地方都害怕，慢慢地就很少有去坟上送灯的了。送灯寓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记得有好多老俗话，什么锅底灯看收成，锅台灯防招虫…… 娘都是特意多做俩灯放在筲里，用笊篱扣在筲上，让我们姊妹几个去照照两个耳朵，说是不生耳朵底子。
听娘说，早些年，家里都穷，好多人家，等着“十六日”一大早起来，挎个筐，去送灯的地方拾那做灯用的萝卜，拿回家剁剁用粗面包馉馇（方言:水饺)吃。
本文标题：儿时“过十五”过年剩下的那点残肴“十五”晚上娘要做给我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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