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北方严寒尚未料峭的一个初冬早上，准婆家派了四个接亲的人来（其中有两个还是未成年）。送亲的是我单位的几名同事，没有汽车没有爆竹烟花，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吧嗒吧嗒迈着方步走到婆家（两家住得近）。婆家的院子里站着那个刚成为新郎的人：脸上堆着腼腆，身上穿着新衣，鞋有点大，全身亮点是在于，头上戴的那顶类似黄宏演超生游击队的经典布帽子！妥妥的草绿色，按说新郎你也活在本民族二十多年了，这颜色的帽子，能戴吗？！ 新房其实就是婆家的旧房，黑黢黢地谈不上新。屋子里堪称家徒四壁：一个祖传大衣柜灰不溜湫地立在墙角，它应该委屈于历经沧桑仍不能卸任，然而它是这个新家唯一的固定资产！炕上四铺四盖实际少了俩褥子，准确地说是两铺四盖！一床粉色蚊帐奇怪地挂在炕上，仿佛执行着一项并不存在的任务。唯一值点钱的物件当属娘家陪送的一台缝纫机。
屋子里七长八短坐着些等着吃饭的客人，显眼处放着大家随份子带来的毛巾脸盆暖瓶什么的，这是客人的心意也是主人家的面子。抽烟的男客让不大的小屋烟雾缭绕。人太多坐不下，若是夏天还好说，可以在院子里搭大棚，可现在不行外面太冷，所以隔壁邻居以及邻居的邻居家，都被借来招待客人。婚宴席中，我和我的新丈夫拎着酒瓶子，像胡同串子似的走东家进西家，挨门敬酒。那时候不兴婚礼，主要仪式就是大家凑一起吃顿好的，顺带说点喜兴话，然后带着一肚子油水离开。
当天我的装束有点滑稽，一身单衣却配了双棉鞋，关键是鞋口上还有一圈要命的毛毛，人不能坐，一坐下毛毛就不合时宜地露出来，所以我得尽量站着，好让裤腿把毛毛盖住，所以那一天我的腿好累好累！
本文标题：那年那月，我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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