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滑的柏油大路,疾驰飞跑的汽车,慢吞吞的小型巴士是通往城里的公交车。街道的一边还是一片荒草地,另一边是一个不太景气的小厂子,这是我每天去小学路上必然穿过的风景。
刚来城里的我,就像一场游戏里笨拙的玩家,也像紧急行动中拖后腿的队友,同学们站在街道对面咬牙切齿地喊我快点过去,而我的腿被慌张的心支配得凌乱。
这条小街成了我心头一处痒,它载着我的期待驶向繁华,这只是中国北方一座不知多少线的小城镇,犹如宇宙中一粒尘埃,却成了我深陷的井口处最刺眼夺目的光。
当一场叫非典的疾病传来时,我还没有实现去这条街尽头的光景里去,而我还在用那条仿佛会跑的街道,在心里练着穿越它的勇气。
班级里,整日洒满水,点醋,每天例行量体温,后来老师要求每人自备体温计,于是我回家通知了我的家长。
我家开始买了第一支体温计。
我记得我妈拿回来的时候就像拿回一件圣品,递到我手上,我拿着摆弄了半天,冰凉的身躯,透明,一尘不染,身体流淌着它微弱纤细的血液,我和妈妈坐在沙发上,并不是在研究如何使用,只是看着它的构造,还没等用,我一个不小心摔碎了它。
妈妈火了,我哭了。我为这一支神圣得可以检测健康的小物的流逝而感到可惜,也有一丝为妈妈花掉的钱而愧疚,家里何时买过这样一件有用却不常用的物件,它可算一件娇气又宝贵的艺术品、收藏品,它一身仙气,像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要捧着供着。要知道,那时我们只有在医院,在学校才见过,又是经别人之手,甚至没有机会捧着它多端详一刻,但是我们也不曾奢求把它请回家,毕竟它与疾病挂钩。
我心疼地蹲下来看着它破碎的躯体,它的底部碎了,水银从中冒出,一颗颗银水珠,柔软无骨,像被囚禁后释放的精灵,我收起了眼泪,妈妈也收起了怒火,一起盯着这些小银珠,它们滑溜溜的,不易破碎,却易抱团,我们把他们聚拢拾起,又收拾了破碎的残物,妈妈说了一句:没有了,也不买了。
也许这样娇气的物件注定不会在我家待长久,而农人自有农人自己的土法子。
一天夜里,我进入梦乡,忽闻见一股刺鼻的烟熏味,眯缝着眼,我看见地上放着一个铁盆,正烧着一些不知名的枯枝,没有火,只是散着烟,浓浓的药草味,我的父母坐在沙发上,爸爸用树枝边拨弄着盆里的枯枝,边悄声与妈妈说话。不知为什么,闻着这味,我就踏实了许多,大概是因为没有了体温计,却还是有法子对抗病毒,哪怕粗糙又无效,却也让人心安。
读过一篇同样记录非典的文中,作者当年在北京,他家老人把中药悬挂在各屋的吊灯上熏着。在老一辈眼里他们始终相信那些更接地气更原始的方法。
十七年后的今天,我已经结婚。早已经踏入了城中,也去过了祖国其他的土地上。国家的进步打破了空间的距离,也使我们头顶的天空更加广阔。然而我们又面临了如同非典般艰苦的抗疫斗争,而与那年不同的是,我们更加成熟,信息的流通让我们紧密相连,科学的进步让我们告别无知。
回想从前才知这成长有多长,仿佛跨过了一个世纪,越过了无数的云层,曾经的日子清白如水,粗糙且真,我们的目光停留在眼前,我们的心只在周遭。而如今,我早已不惧怕街道穿梭的身影,那只神圣的体温计,也不再冒着傻气的光环。
本文标题:一支泛着傻气的体温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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