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直到前两年，我的母亲还总在我耳边念叨：“你么——以后最好是当个医生，娶个当老师的老婆；或者当个老师，娶个当医生的老婆。”她的理由有两点：一、这两个职业体面，受人尊敬；二、这两个职业的结合有利于优化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最初听到她对我以及我的家庭设计的宏伟蓝图时，我应该还处在厌学的年纪，脱口而出：“死都不当医生和老师！”我给出的理由也是两点：一点严肃——医生和老师上班都得起早贪黑，时间又不活，工作太辛苦；一点滑稽——要是碰上像我一样调皮的学生，我怕出“事”。
大了之后——实际上也没有多大，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我看待世界越来越有一种理性的敏感在里面，而缺乏自我认知。这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自己变成了个实实在在的“泥巴人”，遇土即聚，遇水即散，命运捉不住，跟着洪流东奔西跑了。因而我那时的考量是极度现实的，仅仅是觉得教师的投入与产出几乎不成正比，说白了就是做多做少跟赚多赚少没什么大的联系。倘若只是做个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生活就难得过得痛快了，这是我当时所思所想的。虽然坊间流传着大量“某某某中小学老师课外带学生月收入多少多少”的红头新闻，现实中也常常入耳入眼，但我当时很有一些心高气傲、自命不凡，觉得这类老师“心有旁骛”、“不务正业”，于是就对教师这个职业越发没了好感。
推进这种“没有好感”更进一步的是在高中，高中是我最叛逆的时期——尤其是高三那一年。我一直认为自己并不是和正处在叛逆期的孩子们那样，为叛逆而叛逆，你说东我就往西，你说西我就偏偏往东。我有的是反叛，态度是不接受，当然，这是经过理性思考之后的，并非纯粹的情感控制。所以我才说我当时处在叛逆的时期，而不是所谓的叛逆期。按我母亲的话说，我这叫“古怪”。
在这一时期中，我发现教师群体中存在的“普遍麻木”，于是让本该作为引导者的他们也渐渐迷失了。这样一来，老师对学生传达的价值观就是有失偏颇的。对于这，我记忆中最深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我的老师在夸耀他教的上一届学生时，说：“上一届高考，我带的两个考得最好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国内知名高校）。”他本脸带自豪的微笑，突然话锋一转，莫名其妙地哀叹起来：“结果今年她们都去××学校当了老师，说来我很惭愧。”这是我不接受、不赞同的。一个作为老师的人，怎么可以撇开这个职业的意义所在，而只用如此世俗的眼光来“侮辱”这个职业呢？第二件事是我高中的班主任在高考前那段时间疯狂地抓捕那些“轻松”的同学。荒诞的是，她判断一个学生是否轻松的标准竟是他的“笑”。你“笑”多了，她得来的线索就是你“放松过度”，由此证出你“学习不下功夫”或者“对高考不重视”了。这让我感到费解和可笑。由此，我对中学老师越发反感，更可悲的是，他们的“令人反感”却又不是自发的，而是“不得不的”反感。因为在我们国家大的教育环境、社会环境下，学生变得麻木，教师也不得不变得麻木了。或者说，教师不得不变得麻木，所以学生也麻木了。这是一滩死水，没有出口可寻。
几个月前，我看到龙应台在港大的《大学问》演讲视频，现场观众提问环节中，一位教育工作者向她提出自己的困惑：“作为老师，它的意义是什么？”龙说：“如果你不去看薪资、社会地位，如果你问的单单是‘意义’，你完全不需要动摇，那个就是人世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她还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是小学老师。一个人的成长、他的性格、她本身的气质，在他小学的时候所耳濡目染的老师身上，这太重要了！当我们在讲国会、在讲政治、在讲媒体那一方面的末端的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人来谈论最根本性的前期的耕耘，这是大的忽略，是极不应该的。
紧接着这次演讲的，是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态度上的转变。过去当别人问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良师的时候，我总回答“没有”。至少在中学阶段，我未曾碰见一位对我真正有启蒙意义的老师；小学甚至学前阶段，或许有，或许我大概已经遗忘了。直至大学，我才遇到了许多让人钦佩和感激的老师，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也许你会说，那么在你看来真正有意义的就只是小学老师和大学老师了吗？归根结底，你对中学老师还是透露着一种反感的情绪。在我而言，比起小学老师和大学老师的引领工作，中学老师为学生做的往往是陪伴。陪伴学生的三年六年，陪伴学生的春夏秋冬、酸甜苦辣。他们也许不会遇到小学老师的“万事开头难”，也或许不会留下和大学教授一样多的学术论文，但他们的陪伴是如父母一般的。仔细想想，天底下又有多少父母能够几年如一日地陪在孩子身边呢？
今天是教师节，在我心中，它跟父亲节母亲节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我们都终将是老师的孩子。
本文标题：教员我感激生命中的每一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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