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磨”出来的爱情
李嘉 插图付谦
我没打过职业冰球,只是业余爱好;我也不是职业作家,只是偶尔作文。冬奥会即将开幕,我想凑个热闹,说说以前打冰球的事;打冰球的事也有不少,到底说什么呢?就说磨冰刀吧,说我那段“磨”出来的爱情。
*小时候,我对法国很向往。最向往的莫过于埃菲尔铁塔,继而是塞纳河左岸浓厚的文化氛围,即使远隔万里,我也能嗅到塞纳河畔的咖啡香……
艾玛&1格拉维特(Emma Calvé)与我同龄,来自巴黎,我是二十二岁那年认识她的,时在1978年。艾玛的身高和我差不多,身材凹凸有致,黄褐色头发,瓜子脸,高挑的鼻梁下是灵巧的嘴唇,发音轻柔而清晰;她的眼睛很漂亮,浅蓝色的眸子,眼珠与眼睑形成细弱且微妙的弧度,有法国女人的浪漫气息。
艾玛在巴黎的卡里埃尔长大,后来搬到了蒂耶里堡。她喜欢塞纳河,便选择在塞纳河畔的巴黎狄德罗大学读书。她的幸运数字是二,为偶数之首;幸运色是橙色,这也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当年我在颐和园打冰球,休息时,找了张废纸板,往冰面一戳,上写“代磨冰刀”四个字。我自制了一个磨刀架,一块二十厘米长的油石、两根油石棍,这便是我挣钱的全部家当。那天,我一边低头磨刀,一边招揽生意:“磨刀嘞!球刀五元,跑刀四元,花样六元。”忽然,听到了一句“洋腔洋调”:“可以帮我磨刀吗?”抬头一看,一个外国人正拎着一双花样冰鞋盯着我,她身旁的女孩栗色的头发,个子不高,略胖。
听她们是用法语交谈,我嘴里冒出一句:“Salut(你好)!”然后伸手接过她的冰鞋,又补了一句:“Ravi de vous rencontrer(见到你很高兴)。”
这“不对味儿”的母语问候,让她们很是惊讶,高兴的眼神也传递过来了。这双冰刀,我磨得很用心,也没收磨刀钱,还特地跑到食品店买了两串糖葫芦,边吃边聊。也许是我待人热情,抑或她天生爱交际,她告诉我她叫艾玛&1格拉维特(Emma Calvé),另一位是她的好朋友阿芒迪娜(Amandine),她们是法国留学生,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中文。她对我说:“你可以叫我艾玛。”眼见她们不怎么会滑冰,而我滑冰的技术足够应付,我也了解花样滑冰的基本动作,便告诉她们如何使用冰刀的里外刃,还讲解了一下旋转要领,再手把手教“后外刃点冰半周跳”。
晚来天欲雪,到了告别的时刻,阿芒迪娜另有安排,先行一步,我主动邀请艾玛吃西餐,她欣然同意。餐厅选在了北京大学西门外的畅春园,牛排、奶油鸡卷、红菜汤、酸黄瓜和冷酸鱼,外带两瓶啤酒,价格不菲,但也值得,尽了地主之谊。我本想和艾玛讲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但她对牛排更感兴趣,还纠正了我对牛排的叫法;或许是我们对山水道德属性的认知不同,我便借顾城的诗抒情:
我看见友谊像艳丽的花/我知道花会凋零/我看见友谊像纯洁的雪/我知道雪会溶化/我看见友谊像芳香的酒/我知道酒会变酸/我看见友谊像不朽的金/我知道黄金的重价
对艾玛的中文水平来说,这首《友谊》不生不老,恰到好处。
我和艾玛就这么认识了。
*
Chocolat(法语,巧克力的意思)是我和艾玛的定情之物。
每个人的初恋,多少都会有些憨傻与郑重。一开始我们就滑滑冰,逛逛街,聊聊法国,谈谈文学,单纯、自然又优雅。久而久之,应时应景的事儿开始有了,我也动了真情感,想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为此还费了不少心思。恰好艾玛的生日快到了,我便请她的好友阿芒迪娜帮我去友谊商店代购一块法国著名的博纳特巧克力(Bonat),一束告白玫瑰。这份特别的告白礼物,让艾玛很惊喜,她对我说:“从十八岁起,我就想让自己一直活在爱中,没想到在北京遇见了。”憨傻与郑重开始消解,我们也可说些恋人间才会调笑的无忌的话了。
和艾玛的交往多起来,我发现自己学习常识、增强记忆的想法越发迫切。艾玛对法国文学很有见地,即便是讲起中国文学,她也能说出张爱玲、沈从文、钱穆、熊十力、陈寅恪等一长串名字。她给我推荐的书,让我发觉自己的无知;太多的人我不知道、太多的事我不知道,对比之下,我远不及她。在狄德罗大学,她修读的专业是文学和语言,课程包括文学创意写作;媒体、文化和语言;跨国和跨文化研究;犹太和希伯来研究;性别研究;批判性创作;文学与数字界面和人文科学等。就这些专业理论而言,我仍处于常识普及与死记硬背的层面。唯独对老北京的文化,我言之有物,也有见地,让她有所思,更引其入胜。何为见地?其中有复杂的构成:知识、直觉、阅历、洞察力等。
冬日过后,春暖花开。艾玛的中文讲得有那么点意思了,古诗词也能诠释个大概:看到盛开的桃花,她懂得了什么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初夏观荷,她突然冒出一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沉浸于戒台寺的深秋,她感悟到“老树呈秋色”;夜游琼岛,方才明白了何为“月上柳梢头”……这首诗、那句词,心意相通,彼时彼地的那份真情,如今回忆起来都十分感动。
*
艾玛吃的第一顿“年夜饭”是我做的,心无杂念,熟了就行。她是这样表述的:“下午去机场送同学回国,回家便是年夜饭。桌上搁着‘地三鲜’、清蒸鱼、红酒,很有仪式感,连续吃了两天西餐,这是头一顿中国饭菜。”看她吃的高兴,我赶紧走到她面前讨几句夸。平日里她吃饭的模样很优雅,吃烤鸭时除外——卷饼就颇费功夫,也顾不上鸭油灌到袖子里,一心噙香。日子一长,下馆子的钱是不够了,我便借了一辆自行车,带她串胡同、吃小吃,既省钱,还能领略北京文化。北京小吃之“妙”,不仅仅在于味道,其中还包含小吃与人与地的关系,有滋味又有典故。
*
艾玛喜欢清静,是为读书写作。她在学校附近租了房,是那种六七十年代建造的灰砖老楼房,小屋里暖意融融,走进去,总能看见一盆放在窗台上的枝叶舒展的绿植,有白色的窗纱相衬。磨刀架被巧用做鞋架,家具简约,一床一桌一沙发两椅。
每当艾玛的好友到访,他们用母语交谈时,我就有了置身法国的错觉。法国谚语“独燕不成春”,艾玛念的韵致而优雅,我企图优雅,却一直掌握不了发音。她说:“你只能通过口腔肌肉记忆、听力记忆来磨炼了。”不过天地良心,我已经偷练小舌擦音(he)和喉腔音了,但永远读不清paul(保尔)与bol(碗)。谈恋爱,得先过“语言关”,如此才好与大家打交道;会说一句便是进步、便是时髦,大胆放声一试,唇齿间就有了快感。
艾玛告诉我,上大学时,她的文章就经常在巴黎各大学的刊物上发表,我听后好生羡慕。亲见她写作时的娴静、专注、优雅,即使再动心,我也不忍打搅。她写作时也曾遇到困难,几欲停笔:“缺乏灵感。”我的话改变了一切:“选定方向后,即使想法糟糕,也要尝试着做下去。我可以吻你吗?”此刻,我一本正经地告诉她:我就是你的解药。
*时间一长,我和艾玛交谈的话题也开始有了变化。譬如从午门走到神武门时,一路上发现的不明白的人、事、物委实太多:故宫为什么这么大?皇帝拥有的嫔妃为什么这么多?艾玛真是善于求知的人。她好奇却又心细,哪怕说的是旧日的谈资,仍会扯出新想法、新思考。再譬如民众排队的习惯,还有那些用鸡爪、猪蹄和动物内脏烹制的菜肴(法国人是不吃的)。逛胡同时,最令她望而却步的是厕所,哪怕走再远的路,她也要去找大宾馆。
就连比基尼泳衣也成了我们探讨的话题,为什么游泳时不能穿比基尼,只有在涉外饭店游泳时才能穿?为了得到一个答案,我和艾玛争论不休。艾玛觉得中国人说话太拐弯抹角,我认为这话里有第二重意思——我尽量不说假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句句是真话;除了真话和假话,我还有许多说话的方式——倾听、理解、领会,更深层的意味是“尊重与接纳”。
*
暑假到了,艾玛想和我一起出国旅行,彼此列了一堆国名,又挑挑拣拣,最后选定意大利。我想去威尼斯日暮行舟,她想去托斯卡纳地区踏勘寻访,因为文艺复兴早期的壁画就藏在那几个小镇里。我心想,思路不合无妨,能开眼界就好。
她又提出想养只狗。我并不反对养狗,但遛狗势必是我的职责,便坚决反对,这令她不悦。沉默片刻,她又道:“我一定要养只猫,这是我自己的家。”说完,便低头看书了。
我说:“别养小动物了,猫尿很难闻。”
她一声不吭,看来再吵也没结果,我起身就走。过了一周,她没来找我,看来她不愿意妥协;过了一个月,还不见她有动静,我急了,但那句“这是我自己的家”让我很气愤。“毛病都是惯出来的”——还没结婚,我可不惯她的毛病。
一晃就是8月。有一天夜里下大雨,电闪雷鸣,我想她了。静下心来一想,在养猫这件事上,我自己也有过失,推己及人不够,还得从角色互换的角度体谅她,毕竟她喜欢宠物。主动道歉,面子上挂不住,但我有办法:再买一束告白玫瑰,将巧克力换成猫粮,赶紧筹措几句“台词”,或许就能获得谅解。敲门前,我故意咳嗽了两声,她开锁却没拉门,只好我自己推了。一只黄褐色的猫正蹲坐在书桌上,煞有介事地瞧着我,目光中没有任何不自然,倒是我成了擅闯地盘的番邦夷人。回头一看,艾玛正躺在床上看书,她瞟了一眼鲜花和猫粮,又不抬头了。我刚要说话,一只袜子突然砸在我脸上,准备好的“台词”全忘了。她大笑,不容置疑地说:“去,把猫砂换了。”话虽然随意,分寸正好,用袜子略去多余的话——这艾玛,太“法国”了。
一转眼,又到了滑冰的季节。周末,我直奔她家,没想到她正在楼门口等着我,手里拎着磨刀架,笑得还挺自信:“我知道你会乖乖地来。”
就这样,我打冰球,她当拉拉队员,休息时我又兼职磨冰刀。在众人面前晃久了,磨刀的生意也好了,看着我高兴,她存心撩拨:“冰刀,你永远要‘磨’啊。”
*
两年半就这么过去了,我和艾玛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你去巴黎的心走到哪儿了?”这是艾玛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最沉重的话题。
在故宫的筒子河里滑冰时,我们有过一次长谈。当时是黄昏,她的身影凝成金色的剪影,很美。横卧的晚霞被石岸挡住,由落日的一侧西望,视线掠过角楼的每一处起伏,进而转向天际。借用那句告白的话:“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对海明威的感召,我无可辩驳,但我也和艾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去巴黎结婚、生活,既要“安身”,又要“立命”;我必须有一个“安身”的专业,才能有余裕享受“立命”的人生。以我现在的水准,还不足以在巴黎“安身”。
艾玛不管这些,坚持说:“筒子河就像塞纳河,但塞纳河更宽阔,冬天能打冰球,唯独那里没有磨冰刀的人。我们就从这儿滑到塞纳河吧。”
我答应了。
我带艾玛见了父母,在得到他们的许可后,开始咨询因私出国护照办理与跨国婚姻登记的事宜。艾玛的毕业论文尚未完成,便得到了去巴黎一所大学任教的机会,我让她先去应聘,在巴黎等我。
我和艾玛商量好,在她回法国之前我们先登记结婚,但事与愿违,我无法与她结婚,最直接的因素是父母的工作性质,对子女的婚姻有局限。现在想想,这全是无事之事。艾玛特别不理解为什么结婚要征得父母单位的许可?有些问题,可以开诚布公,不加修饰;有些解释不清的事,便成了无法言说的“误会”。我们都遇到烦心事,便保持沉默,意图用时间弥补。
艾玛在机场候机室告诉我,她的房子已经退租,物品处理完毕,水电费也结清了,至于磨刀架,她先带到巴黎;她把通信地址、联系电话都留给我,期待着与我在巴黎相见。遗憾的是,我最终错过了本已注定的更多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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